其生也荣，其死也哀——纪念刘泽华先生

　　我与刘泽华先生结缘是通过何平师和张荣明师，二师皆为刘泽华先生的弟子，这样在辈分上刘先生应算是我的师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南京萨家湾的地方，当我对未来无限困惑深觉那些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教宣传无聊之极时，教学楼三层何平师办公室的灯光却照亮了我。我时常侵扰何平师的读书时间向其求教各种问题，而从何平师那里知道了先生的存在。言谈间，何平师充满了对先生的无限敬意。南京与天津相隔千里，何平师却与先生音书不断。先生那“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薪火正传给了何平师，一如几年后何平师的书信带给我的激励与温暖一样。

　　后来我辗转于塞北和京城，并最终脱掉戎装，成了中关村大街红二楼里的过客。那三年，学术上仍懵懵懂懂，倒是能凭一点自学的江湖玄学开始在外混吃混喝了。而何平师则也早已告别军旅投身商海，在三元桥边上把握商机呢。然世事难料，几年后，何平师的书生本色不抵奸商和公权力的勾结、构陷而遭逢人生大劫。我在与何师母为其维权的并肩战斗中，常听她提起先生忧戚如焚于何平师的境遇，几次找那奸商理论的场景。先生与何平师心气相通，一如我想起何平师的遭际而愤懑难平一样。

　　癸巳年我有幸忝列荣明师门下。荣明师的荣明之恩和八里台的南向之火赋予我这玄暗的八字以光明，从此我在读书上才慢慢开悟。新生报到没两天，荣明师就让我去先生家取几册刊载有李振宏老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章的《文史哲》杂志，于是头一次见到了先生。大概因何平师与何师母常于先生面前提起我的缘故，先生问起我的名字后就马上和我热络地聊起来。听说我想做有关谶纬方面的博士论文，先生就惊讶道：“你怎么想搞这个？”我说，我对《易经》感兴趣，而谶纬则与《易经》关系非常密切。先生点头称许。

　　一个多月后，刚好李振宏老师来八里台开会。之前，先生和李振宏老师仅有一、两面浅缘，借此机会，在范孙楼会议室，由荣明师主持，二位就“王权主义学派”问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先生幽默风趣，娓娓道来，而李振宏老师则同样口才极佳，思维缜密。我们这些听众坐如春风，享受着学术思想的大餐，不觉时间流逝之快。我意识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必然因为真理作为全体经验的综合而展现为对话的逻各斯，而学派的建立无疑又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社会化组织化中的必然体现。后来，对话经我和其他同门整理发表于2014年的《南国学术》第3期上。

　　那年的一个冬日，当我正沉浸于我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兴奋时，何平师和其电影学院读书的女公子何其微要为刘先生拍摄一些影像资料，也邀我一同前往先生家。拍摄之余，先生问起我PLA的战力究竟如何，又让我一睹了他多年收藏的很多钱币宝贝。临别之际，先生送我《纬书集成》三册，并笑笑说：“书先算借给你的，以后还不还就看你的论文写得怎样了？”那天中午，何平师、何其微还有我在八里台南门外的饭馆小聚。席间，何平师聊起己巳之乱时，刘先生如何为保护学生而丢掉系主任头衔，又如何藏匿避乱的某位著名学者的事。

　　以后还和先生有数面之缘。我记得在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先生做总结性发言时开头就说：“我都八十了，耳朵聋，你们刚才说的可能多是吹捧我的话，好在我没听见。”于是全场哄堂大笑。我还记得我获得了先生出资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论文评比一等奖，在领奖时和先生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还记得，我去亦庄的先生家里帮其取东西，先生又向我“学习”了一下如何利用爱问、微盘下载各种学术书籍的操作方法。

　　乙未年之后我都基本在家赶论文而很少光顾八里台，丙申年毕业后更是奔波于工作和生计而告别八里台了。偶尔从何平师和何师母那里得到先生的一些消息。例如，丙申年末先生就曾病重，为此何平师殚精竭虑，为先生注射了干细胞，让先生暂时恢复了健康。先生幽默地对何平师表示：“我愿意做你们实验的小白鼠。”

　　就在本月8日下班的回家路上，打开微信，我突然发现何师母的留言，说先生今天下午病逝了。我立时有些愕然，看看车外川流不息的人和车，感觉世界突然变得不能相认。回到家中，立即与师母语音，此时正是美国时间深夜的四五点，师母一夜未曾合眼。她哭泣道：“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这次去美国，本来是要参加微微的毕业典礼，顺便看望先生。想不到先生却走了，那我们辛苦搞干细胞还有什么用呢？”

　　是呀，一切皆为命运。遥想先生兄弟五人，幼年时，一相面者曾告其母，说他和四哥有福相，上学会有出息，而实际上四哥参加革命后贵为厅级干部，而先生则终成一代史学大家。后来，先生十三岁时，五家抽签征四兵，先生幸运地抽到了空签，从而避免了如同其他四人参军打仗而九死一生的悲惨命运。再后来，无论经历反右还是遭遇文革，先生皆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屡屡闯关，这莫非皆为天意？此天意者大概是要护持先生经历人世沧桑和社会荣辱的砥砺后能返身自省，从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中领悟出对于中国历史“王权支配社会”的本质认知。先生个性如行云流水了无窒碍，仁善、宽宏、自由、包容，可以说，“王权主义”的学术主张恰是先生个性中阳极生阴的产物，惟此才能照射出“王权主义”的独断、狭隘、专横甚至残忍，才引其落为先生一生学术的大旨与归宿。

　　而在我看来，先生所发现中国历史的“王权主义”本质也是中国气数天命使然。在后天八卦中，东方的阳气上升入天与西方的阴气下降归地相对应，这在东西方的文化理念上表现为体用不二、人天合一的人之圣化与体用有别、天人相分的道成肉身的对峙；表现在社会政治层面，东方阳气之自由扩张需要社会的王权专断之阴气来平衡，西方阴气之内敛收缩需要社会的个体自由之阳气来补充。东西方体用颠倒、表里皆反。

　　假如将王权主义视为对于中国历史本质的不易之论的话，那么势必涉及如何评价传统文化的问题。而因为王权主义已经罩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显性层面，若不能深入藏于“冰山以下部分”的隐性层面乃至触及本根，则中国传统文化必会面临全盘否定之虞。事实上，记得先生就曾讲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通过方克立先生向其转达：“刘泽华，怎么老是讲王权主义啊？你讲王权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哪儿放？”先生则回应说：“这是两回事啊！中国是王权主义是个事实问题，传统文化该接受什么、该怎么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在我看来，不是儒道释，而是从伏羲一画开天为肇始，以《易经》为代表的作为天人之学的阴阳五行思想才堪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与本根，惟其自我坎陷式的不断生发才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玄妙与智慧无限。刘先生曾指出：“就政治意义而言，‘奉天承运’和‘听天由命’凝结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决定论’的最深邃的、最普遍的认识成果，将宗教意识、宗法意识与政治意识交织在一起，将神性与理性交织在一起，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历久不衰的支配性范式。同时也是人们的政治认同的最后、最高价值准则。”此中天命即是来自阴阳五行，若不能复本归根于阴阳五行中，知悉中国传统文化之来处，又何曾知晓中国传统文化之去处，进而理解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呢？

　　以此观之，我仿佛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譬如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中被泥封为俑置于皇陵的蒙天放，而今日之儒家则如同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韩冬儿转世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三流影星朱莉莉，复又转世成为九十年代参观兵马俑博物馆的日本女郎山口靖子一样早已面目全非，然其基因却已悄然内化为具有共同信仰、社会构建能力和先锋表率作用的新型政党，而传统的王权主义也正在新时代与宪政、法治、自由、民主相激荡中一点点展示出新的面相与形态。此为中国之天命。

　　我这些异端邪说，先生若知悉，多半不赞同，但一定会愿意倾听，甚至与我辩论的。然而，先生既已飘然远去，今生再无机会亲炙于先生了。想当初，先生在赠我其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的书扉上题词曰：“春生，看看像我吗？老头刘2014.10.18日。”今日再翻阅及此，禁不住泪眼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