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末两宋以来，民间堪舆家多出于江西、福建，而江西尤盛。江西堪舆、中国堪舆的真正发展，是在晚唐至两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堪舆家、风水师，都产生在这一时代。也可以说，正是江西及福建堪舆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古代堪舆的繁荣。而这种繁荣一直待续到明清，每个时期都有大名鼎鼎的堪舆家。
庙堂与江湖






朱熹

朱熹在给宋孝宗的“议状”中指出，朝廷用俸禄养着的庙堂堪舆家，未必比得上江湖上摸爬滚打的风水师但是，民间堪舆家为了表明出身的“正宗”，却编造了种种关于祖师爷杨筠松来历的传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庙堂与江湖的互动。

朱熹之后的两百年，明初浙江义乌学者王祎比较了福建、江西堪舆的特点。他认为，福建堪舆为“宗庙之法”，以五星八卦定生克之理，宋代的王伋为其代表。这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庙堂”堪舆，重理论而轻实践。对于江西堪舆，王祎直称为“江西之法”，并举出了一串“尤精其学”的著名人物：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世南，而刘江东、刘谦、廖瑀、吴景鸾、傅伯通、邹宽，也都是大名鼎鼎。江西之法以“形势”为主旨，“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泥，在所不论”。正是由于以大局为主而不拘泥小节，所以便利而易行，“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王祎没有料到的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二十年，“大江以北”也同样行之。这与明成祖的迁都北京有直接关系。
廖均卿出山






廖均卿

明成祖“靖难”夺位之后，经营北京。迁都的同时，也要选择陵寝。陵寝的选择，是配合迁都的重大举措。但陵址的选择并不顺利，成祖对钦天监堪舆家们所选的陵址不满意，于是有廖均卿等江西堪舆家的北上。

可能因为同是江西人，永乐时期的江西新淦籍内阁学士金幼孜与廖均卿比较谈得来，对廖均卿的堪舆术以及他的阴阳地理之书非常赞赏。金幼孜认为廖均卿的水平足以傲视一切老死科场的腐儒，自己这个内阁学士也自愧不如。廖均卿其实是为江西的堪舆家和中国的堪舆家们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也为清代的堪舆家们所继承。所以清代的赵翼在比较福建、江西堪舆的特点之后，特别提出，两省的堪舆都很盛行，但似乎江西派更强一些。
堪舆皆是读书人






朱彝尊：《曝书亭集》

光绪《江西通志·方术传》为30位堪舆家作传，其中，唐末五代6位、两宋8位、元代1位、明代5位、清代10位。需要指出的是，《江西通志》的这些记载其实是极不完备的，是“选择性”的记载。即以明代为长陵择址的廖均卿家族，就有不下10人先后因为堪舆术而在钦天监任职，但光绪《江西通志》的《方术传》只记了廖均卿一人。当然，这也不能责怪《江西通志》的作者，因为在当时的状态下，对于民间堪舆家，没有人能够真正对其进行一次哪怕是稍稍完整一些的统计。清代10位堪舆家中，有4位诸生、1位进士；另外5位虽然没有注明身份，但应该也是诸生之流，或者类似于诸生。也就是说，在民间以堪舆术为职业者，或者精通堪舆者，大抵都是当地的读书人，而且多是科场失利的读书人。

有一位名叫林遇的杭州堪舆家，编撰了《地理径》一书，朱彝尊为其作序，说到林遇因科举不利而究心堪舆，成为专业堪舆家；朱彝尊自己本来对堪舆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但当连续遇上三次地震之后，开始“悟地之有脉，而撼龙、拨沙、放水之说，为不可废也。”

江西在宋元明清时期是科举盛行的地方，堪舆的盛行与此不无关系。但在10位堪舆家中，有5位属广信府、3位属赣州府(含宁都州)、饶州府和瑞州府各1人。广信府的5位堪舆家，有4位在龙虎山附近的弋阳和贵溪；3位赣州府的堪舆家，廖均卿的家乡兴国有两位，但瑞金的管志宁却是“御用”堪舆家，应该在官方更具知名度。虽然饶州府的德兴只有余树艺1人，但在宋代，却出了吴景鸾、傅伯通、邹宽这样著名的堪舆家，元代梁饶为李翁相度的坟地竟然产生了明代的黔宁王沐英。瑞州的高安，则是刘基学得阴阳占数的地方。

堪舆之风遍江西，但从《江西通志》的记载看，著名的堪舆家主要是产生在赣州的兴国、瑞金、宁都、雩都一带，以及广信的贵溪、弋阳，饶州的德兴等地。这些地方，又多在与福建毗邻的武夷山西侧、以及鄱阳湖、赣江以东的地区。
御用风水师






福陵

在清代江西的堪舆家名单中，有一位御用的堪舆家：管志宁。

管志宁以瑞金县学“诸生”的身份，和高其倬讨论雍正“吉壤”。又以“户部主事”的身份，和高其倬等人一道选择了雍正皇帝的泰陵陵址、提出了泰陵的建筑规划；一道视察福陵，提出整治风水的议案。可以说，在这些堪舆活动中，管志宁的意见甚至带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在雍正八年的表彰中，第一位是地位崇高的高其倬，第二位就是本来为布衣的管志宁，然后才是钦天监监正明图。这也验证了朱熹在宋代的基本看法：“庙堂”的堪舆家未必比“江湖”堪舆家优秀。不仅如此，管志宁还和钦天监监正明图一道，在往易州选择陵址的过程中，顺带去了保定，帮助直隶总督修正总督府的建筑规划。而在光绪《江西通志·方术传》里，管志宁是首先是文化人，“好学工诗”。然后才是“兼善形家之术”。但正是因为这个“兼善”，使管志宁名声大振。

《钦定盛京通志》收录了乾隆元年庄亲王允禄的一个名为《福陵前堤工议》的奏疏，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从雍正七年开始到乾隆元年之间，福陵维护工程的过程和问题。从允禄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每一位主持查勘或工程营建的亲王、宗室或大学士，都有自己挑选的堪舆家。雍正七到八年，福陵维护工程的查勘是由高其倬负责，他带的是管志宁。雍正十三年，福陵维护工程发生问题，前往处理的是多罗郡王彭福，他带的堪舆家是洪文澜。洪文澜对原来的施工提出了部分修改，而管志宁则被再一次派往盛京，共同议定施工方案。在这场一流堪舆师之间的对话中，完全没有钦天监堪舆家们的事情，可见庙堂堪舆家和民间堪舆家之间，早已不在一个层面上。

虽然是民间堪舆家，但管志宁的主要活动却是在庙堂，是为皇家选择陵址、维修陵寝，这些事情多秘而不宣，加上没有后人对其成就的整理，所以在《江西通志》的记载中比较简略。而于在家乡活动的廖安民、汪楚真、葛天申等，《江西通志》则记载了他们的种种传说，包括廖安民对吴三桂祖坟的评价。这些传说，对于当地的影响，甚至超过管志宁。

根据光绪《江西通志·方术传》，被称为江西堪舆始祖的杨筠松以及曾文辿，“并不著文字”，至刘江东，才“稍有口诀”。至江东之裔孙孙谦，“乃著《囊经》七篇，词旨明畅，人传诵之。”此外，曾文辿有《八分歌》二卷，何溥有《论气正诀》一卷，吴景鸾有《理气心印吴公解义》、卜则巍有《雪心一赋》、徐善继有《人子须知》、周明五有《增补理气图说》四卷。被认为是杨筠松所作的《撼龙经》，《江西通志》则认为是达僧所著。此外，达僧还有《天元一爱》。和堪舆家的缺少记载一样，堪舆著作在《江西通志》中也有诸多遗漏，如《四库全书·术数类》所收录的题名杨筠松的《撼龙经》等，题名曾文辿的《青囊序》、题名赖文俊的《催官篇》等，均未载入。
风水遍江西

著名的堪舆家多、堪舆著作多，反映出江西堪舆之盛，即使是盛产理学家的吉安、盛产文学家的抚州，盛产药商杂货商的临江、建昌，以及其他各处，不管是公开的赞同还是公开的反对，堪舆其都直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

仅从雍正《江西通志》的记载，即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

赣江流经江西省治南昌的西北，赣江中有多处沙洲，被堪舆家称为“三墩九洲”，皆“顺水砂”。唯一处叫“扬子洲”的，被认为是“水口逆关”，与赣江水灾有关，故先后在洲中建李承鼎庙、江天阁、龙华塔，以压制洪水。

而在南昌的西湖，南昌、新建二县的县学前，有一桥，名为“跃龙桥”，江西提学范涞为这个桥写了一篇记，充满着“风水”气息：

桥以龙名，外象也；龙以跃名，内象也。桥当省会西湖间，南昌、新建二庠之前，亘长三百尺，蜿蜒隆隐，跨于湖波。亡论风雨晦明，景与心会，皆奇观也。其东南为徐孺子祠，折而北为同仁祠，度洪恩桥即东湖，为苏云卿祠，棘院在焉。又度广济桥即北湖，其源逶迤浩荡，皆西湖为之委，而此桥为之锁钥，得地之胜、得天之中。又二庠之西北为郡庠，地脉连绵，咸抵湖而止。盖三庠气运萃会之所也。余于去冬月檄浚湖，用形家言，可聚王气。周遭水涯，高卑参差，业复旧。而湖畔宫墙之饬，亦以时成事，具载各记中。独桥若有待焉。桥故石址，而两旁栏楯未备，往来人如织，晓寒夜暝，或至堕溺者有之，于是南昌何令选以其地属邑治也，乃商之新建余令梦鲤，协力经画，凡前工所缺者，行人所欲甃者，悉伐石新之。

饶州府乐平县地处江西东北，明万历二十四年，知县金忠士采纳诸生之议，由义民洪铳捐资，建“文昌门”于县学前。但这个文昌门建后，本县的科举反不如前。于是有风水师建议，将此门堵塞。同为饶州府，浮梁县因为有景德镇而著名。浮梁县至元末开始建城墙，设东、西、南。北、小南五门。嘉靖十九年，水溢城坏，知县汪宗伊开始按故址重修，其后用堪舆家言，堵塞小南门。至三十七年，知县萧奇勋采纳精通堪舆的训导霍文玉的建议，増建新南门，为学宫的“文笔”。这个“文笔”在清朝仍然得到保护。

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县)西一里有一山，形如“金”字，称之为“金山”，与赣江对岸的“银山”相望。由于县名“龙泉”，堪舆家称此为本县的龙之“双角”。泰和县南二十里为“天柱冈”，堪舆家称之为“南方天马”，关乎本县的发达。对于这些带有象征意义地方，当地民众特别珍视。






解缙

吉水县在明初曾经出过解缙、胡广，当时称“隔河两宰相”；永乐二年殿试，周氏兄弟二人分别为“榜眼”和“探花”。当地以科举为豪，但在嘉靖以后，进士难求。万历元年，黄江侯为知县，来到文庙，认为近年科举不兴，是因为这个孔庙的棂星门过于狭小，且简陋不堪，无以示瞻仰。于是请来堪舆家，先对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及左右两庑，启圣、名宦、乡贤、孝子诸祠亭，下至厩库斋庐，均以修缮翻新；再改文盛桥东的道路，让其循桥而南，然后绕过经济坊，进入孔道。经过这番整治，县学一新。然后申请纪律，让师生讲学其中，并保证其生活状态。据称几年之后，科举复新。不久，吉水出了多位进士，其中包括开始弹劾张居正夺情，又在四十年后力主为张居正平反的大名鼎鼎的邹元标。

在赣州府兴国县东的帘幙嶂前，有一巨石，石上有“子午篆文”，堪舆家称之为“罗经石”，预示着此地堪舆发达。而罗经石的所在地，正是传说中杨筠松和他廖、曾二姓弟子定居的“三竂村”。这个村子在明朝和清朝前期，仅在钦天监任职的，廖氏家族有廖均卿、廖旺隆、廖文政；钦天监博士：廖景庵、廖必旺、廖用成、廖歧山、廖绍定、廖觉先、廖炳、廖绍宠，曾氏家族则有曾从政、曾邦旻、曾鹤宾、曾永章、曾国瑞等。

晚清吴趼人的《二十上目睹之怪现状》，虽然是小说，却记载了九江受堪舆的影响，房屋结构与外地不同：

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为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14]

如果说堪舆对于全国是台风，江西的堪舆几乎就是风眼。各地的堪舆，往往牵扯到江西。康熙二十三年台湾收复后，建海会寺，主持者为精于堪舆的江西僧人志中。

江西堪舆的盛行，其实与宋、元、明三代江西的学校和科举直接相关。在这个时期，符合主流思潮、政府意志的体面改变命运的途径，是科举。江西的科学之盛、文风之盛为世所瞩目，因而江西所发生的种种习俗，也为各地所关注，堪舆即其中之一。要赶上江西的科举，读书固然是一方面，但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五读书，命与运不可测，阴德是祖上的事情，读书是本分，是主观的努力，而风水却可以在冥冥之中操纵命、运。

上行下效，是人类行为的通例，堪舆也如此。朝廷陵寝的选址、规划、维护均用堪舆，地方的城市建筑亦当如此，何况在各省、府、州、县，都设有专门从事堪舆相卜的阴阳官。


参考文献：

朱彝尊：《曝书亭集》

《清世宗实录》

乾隆《畿辅通志》

《钦定盛京通志》

《朱批谕旨》

光绪《江西通志》

雍正《江西通志》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

赵翼《陔余丛考》

朱熹：《晦庵集》

王祎：《王忠文集》